作者简介
孟庆志，本溪县清河城生人，70后的理科生，从事本溪抗联史实研究。喜欢本溪地域文化，痴迷刨根问底。
民国本溪西部的庙宇群，由一群僧人精心维系着，成为与本溪东部铁刹山道观群相映成辉的宗教场所。普济寺在崇山峻岭、河谷沟峪之间，盘踞在钓鱼台上，暮鼓晨钟响彻细河河畔、钓鱼台河谷，以百年的沧桑来告诫、提醒人们正确把握自己的修行、走好自己的道路。
日本人修撰的《满洲旧迹志》里记载，普济寺住持僧同宽于大清同治元年春月吉日敬立的铁磬上铭记：钓鱼台普济寺古孤刹，寺内大殿门上高悬金字“普渡群生”匾额，门首有一通主持僧同宽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三月一日立的铁碑，上刻着记录普济寺前世今生的碑记：
辽阳城东厢红旗界五鲁木火洛，离城一百二十里，钓鱼台普济寺，是国初之庙，系乾隆年间开山柳老和尚占山，自己开报领名串根花册。后经普老和尚手，嘉庆年间从修，又道光年间从修。后又经同和尚手，同治六年间，从修大殿，又同治八年间从捷瓦大殿，从修西廊房，又包后硎子，又修里外大台阶子两处，又光绪六年（重修之事记录）云云。
碑记把普济寺在乾隆年间创建、经嘉庆以后数回重修之事大致说了一遍，让人们知道普济寺的古老、历代主持僧的功德，虽行文粗俗，却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丝毫掩饰不了普济寺建筑的精致、山水林寺的幽美，让香客和游人流连忘返。从民国前期和日伪时期的日本明信片和老照片来看，钓鱼台普济寺辉煌的古建筑、涓涓缠绵的细河水、奇绝的层峦叠嶂相映成趣，美不胜收，尤为日本官商、军警所追崇，连山关的铁路守备队、桥头的日本商人甚至日本的图片情报机构都趋之若鹜，竞相把钓鱼台美景登载在明信片和旅游游记里，作为吸引日本民众到辽东来淘金的噱头。
钓鱼台普济寺及相距八里的下院关门山定国寺门山都是由柳和尚创设的，当时报领册地十亩，经六朝四代积累，钓鱼台普济寺的庙地遍及桥头各个村屯，俨然是当地最大的富户。普济寺之所以能够成为与千山无量观、凤凰山紫阳观齐名并世的名刹，之所以能够从乾隆盛世坚守到民国初年，之所以连续不断地大兴土木、重修庙宇，根本原因就是普济寺不仅有旺盛的香火维系、而且有充裕的庙产支撑。可是到了清末民初，普济寺没有在庙产兴学冲击中伤筋动骨，却挡不住庙旁轰鸣的安奉铁路火车滋扰，禁不住门下几位不省心的徒弟折腾，最终没落至一贫如洗，不得不让位于道家修行人，估计这是同宽老和尚坚守一辈子也没有想到的结局。
其实围绕普济寺庙产的纷争，从住持僧同宽和尚步入耄耋、分配庙权时就已经开始了。光绪年间，普济寺同宽和尚先后收了两位徒弟，长名沙宝（即还俗之许海峰，卧龙沟人），次即沙兴（俗名王云升，吉林长春人）。随着庙产增多、年迈体衰，同宽实在难以兼顾，便将普济、定国两寺的经营管理交给两徒，并亲笔给两位徒弟写了承继字据，把庙地租帐也交给两位徒弟，沙宝负责钓鱼台普济寺产业，沙兴负责关门山定国寺产业。
光绪三十年（1904年），同宽和尚大徒弟沙宝因违犯寺庙清规，被同宽发觉驱逐出庙，沙宝即行还俗，恢复了俗名许海峰。民国五年（1916年）同宽老和尚又收刘会臣为徒，赐法名沙裕，并把普济寺产业交由沙裕负责打理。同宽老和尚在时，四大皆空，法度威严，两个徒弟各守各庙，各营各业，相安无事，遇到大事小情还能互相照应。民国六年（1917年）沙裕贪恋世俗，沾染嫖赌恶习，偷偷挪用典卖庙产，一时间普济寺外债累累，一贫如洗。
《妙法莲华经》说：若人发心起塔、建寺、造像，如是诸人等，如见无数佛，自成天上道，广度无数众。与师兄沙宝、师弟沙裕不同，沙兴接盘定国寺后，不仅领受了定国寺庙地十亩，还继承了师傅坚守清规、戮力修庙的衣钵，决意一改庙堂破败、香火稀少的局面。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岁的沙兴出家，辗转到普济寺后，侍奉师傅周到，接待香客热情，是位佛缘上佳的出家人。沙兴准备修饬定国寺，经过多方化缘，募集资金，资金仍然不济，他无奈向一些富庶香客借贷，确保工程按时完竣。沙兴发愿决不辜负香客们的襄助，先后聘请关门山会首徐振山、任万春等监工，三年间竟然将定国寺三间大殿修葺一新，还增修了上百级的山门台阶。工程告竣，沙兴在大殿前立功德碑一通，将修庙、捐助和借资等情形一一铭刻在石碑之上。即便修庙之债尚未还清，债权人名姓却镌在功德碑上，沙兴这一举动，无疑赢得了香客们的进一步信任。
而蒙骗师傅、截留租粮的沙裕看不见沙兴省吃俭用兴修庙宇，却以为定国寺钱粮充裕，便在寅吃卯粮无以为继时，执意要与沙兴合伙经营，想法设法堵上普济寺的亏空。而沙兴深知师弟不守清规、挥金如土，当然不肯应允。沙裕见沙兴不肯就范，便勾串思山岭保佑寺僧人心慧前来助阵。
本溪地处奉天一隅，有文化、懂佛法的高僧大德几乎没有，一些名气大的僧人大多是因在名刹当家、修筑殿堂、持有庙产，广收门徒。修缮一座庄严的寺庙，让香客来朝拜、禅修、诵经、闻思，其本身就已经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了。这心慧是保佑寺的管事和尚之一，辅助师兄心德维系香火。心慧出家的时候，本溪宗教以铁刹山道院盛极一时，不仅建有外庙八宫，而且与盛京太清宫、千山无量观、医巫闾山等道家名刹渊源颇深。心慧便在佛前许下宏愿，要广辟佛缘，将保佑寺做大做强，建树像铁刹山郭守真那样的千秋伟业。功夫不负有心人，心慧不仅对上结交奉天万寿寺住持僧、奉天省佛教会会长显璋等知名高僧，荣膺本溪县佛教会会长，虽说这个会长各大寺庙并不在意。而且帮助师兄心德经理庙产，保佑寺最盛时拥有八处下院，本寺僧众二十余名，常年雇有账房、车夫、伙夫、碾官等杂役十余名，庙地500亩，年均粮租一千二百石，最高时达二千七百石。是民国年间本溪县最富有的寺院。
按理说，普济寺的事情当由住持僧同宽管理，心慧本不应接受沙裕的求援，但一想到普济寺气势恢宏的庙宇，自己又是本溪县佛教会会长，心慧便勾起心中的执念，急火火地介入普济寺的庙产管理……
民国七年（1918年）五月初，心慧亲率徒弟安庆、安波与沙裕一起到定国寺，与沙兴商议合伙事宜。沙兴油米不进、巍然不动，一言不合，心慧与沙裕恶相毕露，竟将沙兴绑至普济寺。关门山村会首于万祥、王永祥等闻讯到桥头巡警局报告，张巡官糊涂官乱判糊涂案，让沙兴给沙裕小洋四百五十元了事。佛家亦如百姓家，这上院向下院索要钱财，亦如父母向子女提要求，必须无条件给予，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满足。且二人的师傅同宽还在，沙裕打着师傅的旗号说要合伙，师傅同宽并未出面表示反对，作为下院住持的沙兴想起师傅的旧日慈恩，只得咬牙应允。定国寺的工程款尚未还清，沙兴手里并无现钱，无奈向桥头富户宋殿宽、于万祥、房守正等人借钱，将这笔上缴上院的钱款如数交付，心慧和沙裕才算作罢。
都说“虱子多了不咬人，债务多了不愁人。”这话放在沙兴身上不通，因为他是个出家人，笃信“出家人不打诳语”，两次借款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只得想辙尽快还债。靠平日攒下的香火钱，短时间根本无济于事，看样子只能动用家底，才能无债一身轻。六月间，沙兴在定国寺所有的十亩册地之外，以俗家名字王云升的名义，报领了浮多的中则地三十六亩，找妥了关门山村于万祥、宋殿宽、王成美、徐逢久、谭国生、曹振吉、董庆贵等七家接买。七月间，经本地村长徐生、甲长庞春海等及普济寺沙裕署名签押为保人，沙兴与七家人订立卖契。随后曹振吉等七家到县公署遵章完税换契，领了红契登记凭据。七家地户现钱无多，先交了一千元现洋，又给沙兴立了三千元的欠帖，说定来年清明节前结清。这样，沙兴就把修葺庙宇、上缴上院沙裕的四百五十元的外债全部还清了，等买家结清余款，账上还能剩下一千元，沙兴便筹划着重塑定国寺的塑像……
话说沙裕讹钱到手，悄悄把普济寺的亏空堵上了，剩下的钱让沙裕又心满意足地享受了两个月。沙兴无钱还债，只得贱卖庙地三十六亩还债。这么大的事情，同宽师傅岂能不知，便将沙裕叫到佛祖像前斥责一通，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道理讲了又讲，将驱逐犯戒徒弟沙宝的前车之鉴反复唠叨，就差没有观世大士传授紧箍咒，否则同宽肯定会默念三百遍……可同宽转念想到自己老弱，身后百年之事和普济寺香火还要依仗沙裕张罗，便放弃了责罚沙裕“勾串外庙僧人、欺辱同门师兄”的种种想法。看到师傅放下惩戒之意，沙裕低眉顺目，假意收心改性。在定国寺沙兴张罗卖地，恳求师傅同宽为其作保时，沙裕笑盈盈地有求必应、欣然代替师傅出面成全。
普济寺表面上风平浪静，可沙裕勾串外寺与本门师兄大动干戈之事，已深深伤害了同宽老和尚的身心，他时时刻刻都在为误选传人而自怨自艾，每日里除了到佛堂忏悔祷告外，便是独自在禅房唉声叹气……老年人的心情直接影响健康。同宽老和尚心情抑郁，身体亦每况愈下。到了九月初，八十多岁的同宽竟圆寂西去。师傅不在了，沙裕便肆无忌惮地嫖赌起来，可从师兄那儿讹来的钱很快就花光了，他又想起沙兴的欠贴来，那可是四千元的巨款呀！
沙裕知道师兄沙兴秉性刚烈不屈，不动粗不足以成事，又跑到保佑寺找到心慧商量办法，心慧带着徒弟安庆等人将沙兴绑至普济寺，逼着沙兴拿出报国寺册地地照、卖地契约及七家欠帖。沙兴悔恨自己卖地时竟然找师弟作保，誓死不给。沙裕与心慧一面让安庆等人用棍子不停逼迫，一面找来桥头村会首邓宝亭等前去调处，沙兴牙关紧咬，任凭安庆小和尚的棍棒交加，楞是寸土不让。心慧又撺掇沙裕将沙兴带到桥头区保甲所，保甲长贾辅廷让保甲兵给沙兴带上了重犯脚镣，正要动刑过堂时，沙宝（即还俗僧人徐海峰）及时赶到，苦口劝说沙兴：师弟是懂佛法的人，所谓庙产皆身外之物，你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功德，犯不着为庙产伤身，也犯不着因庙产而与上院普济寺闹翻，师弟千万不要吃眼前亏，暂且答应与沙裕合伙之事也无妨。沙兴自幼便与大师兄共伴青灯古佛，情比手足，他不怕同门沙裕的伎俩，不惧贾保甲长手段狠辣，却始终对大师兄言听计从，遂违心在合伙契纸上画押。这合伙的契约一到手，沙裕先是把三千元欠贴拿到手，对七户买家宣称，庙地价格过低，须补交一千元。心慧则派徒弟安庆与沙庆两人将沙兴赶出庙去，硬把关门山定国寺接收了。
沙兴望着紧闭庙门的定国禅寺，心中悲凉万分，暗想自己自幼出家，十二岁落发，并无违犯清规之事，到头来连个吃斋念佛的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民国八年一月，越想越委屈的沙兴邀同关门山村曹振吉等七户买家到县公署控告沙裕和心慧等人诈财、擅捕，被沙裕多收了一千元地价，七户买家当然要帮助沙兴打官司。
庙产无小事。袁世凯自从当上民国政府总统后，因为佛教会和庙产的事情三番五次地颁布法令，从庙产的确权与保护、佛教会的组建与解散、庙产事务的管辖与处置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时任本溪县知事李心曾接到沙兴和曹振吉等人的状纸后，找出民国政府关于庙产的法规律条从头熟悉了一遍后，并传唤关门山村、桥头村、桥头保甲所等涉关人员到庭质讯，让沙兴卖地还债缘由、沙裕讹赖霸占、心慧私自捆绑僧人、保甲滥用脚镣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判令同宽于光绪二十年的庙产分割有效，沙裕把定国寺管理权交还沙兴，返还多收曹振吉等七户一千五百元；沙兴出售庙产给曹振吉等人契约无效，欠帖三千元作废，返还曹振吉等七户地价一千元；曹振吉等七户私买庙地，属无意违法，予以告诫；保佑寺心慧无权干涉普济寺庙产管理，予以斥责。
收回定国寺的管理权，让沙兴又喜又忧，喜的是重掌倾注心血的定国寺，忧的是外债还需设法偿还。曹振吉、王成英、徐峰九、于万祥、韩国生、董庆贵、宋殿宽等七人接买庙地的事情作废，于人于己均无所害，至于沙裕把多收的一千元返还，七位佃户说什么也要捐助给县商会，县商会正在修整县街的街道马路，受到桥头佃户的带动，商户们掀起了捐资修路的热潮。
沙裕一看普济寺庙产官司打得一塌糊涂，便听从心慧的指点，跑到奉天万寿寺找住持僧显璋大师处告刁状。显璋大师是中华佛教会奉天支部会长，对本溪县思山岭地区佛家寺庙的富庶十分羡慕，一直想利用佛教会的名义，染指本溪寺庙的管理，便偏听偏信沙裕的一面之词，以中华佛教会奉天支部的名义给本溪县公署投去了一份咨文，指责沙兴背师盗卖庙产，俨然一副佛祖座前护法的姿态，对本溪李知事的判决指手画脚。
本来李心曾就特别反感保佑寺心慧无端介入普济寺庙产纠纷，又接到中华佛教会奉天支部的咨文，对折腾得如此惊心动地的沙裕更加痛恨，义正辞严地在佛教会奉天支部的咨文上，批署“此案已由本公署秉公判决，毋庸干扰”，同时令桥头区保甲团总贾辅廷戴罪立功，督促普济、定国两寺庙产判决的执行。
这沙裕和尚、沙兴和尚之间的庙产纠纷其实并不复杂，就像两个均分美食的小孩儿，一孩嘴急吃得快，吃完了就要分食另一孩的，不给即动手，打不过竟邀外人群殴。对于这样为了美食不计手段的孩子，大人们多半是胖揍一顿了事。可是沙裕不仅勾串外庙，欺压同门，而且拉大旗作虎皮，把奉天佛教会搬出来助阵。这个事情想大事化小都不可能，受伤最大的还是沙裕自己。德不配位，必有余殃。普济寺到底庙产有限，经不起沙裕的狱讼和变卖，一来二去，这座二百多年的古刹，就走到了香火难以为继的境地，只得让位于中意钓鱼台的道家弟子。
民国十四年（1925年）四月下旬，保佑寺出了点意外——心慧的师弟心亮被许海峰举报抽大烟。住持僧心慧因收留他人吸食大烟被县公署拘留十日、罚款五十元。六十多岁的许海峰在普济寺出家多半辈子，虽因赌博被师傅同宽赶出庙门，难舍对普济寺的爱护。对于保佑寺心慧和尚在普济寺没落中的推波助澜，许海峰心知肚明，忌恨不已。虽还俗回乡，许海峰每个月都要以居士的身份去到保佑寺住上几日，帮助心慧打理庙里的庙会、法会等活动，其实是伺机报复心慧。民国十四年（1925年）四月二十四日，这个机会终于来了。许海峰像以前一样到保佑寺帮忙，无意中瞥见一个陌生僧人打着哈欠从厢房出来。经过向其他小和尚打听，许海峰得知这僧人叫心亮，在北京铁山寺出家后，来本溪桥头东保佑寺挂单闲住，难忍吸食大烟的恶习，对外人并不避让，显然是有心慧做靠山，有恃无恐。许海峰立即到桥头警察所举报……心慧因涉足普济寺庙产纠葛中种下恶因，筑寺礼佛的修为难免受到窒碍。心慧和尚唯利是图这一弱点在民国司法档案中还有记载，心慧还曾因强夺双泉保安寺（现思山岭财神庙）租粮，被保安寺住持同照告到县公署……
本溪地区明代属边陲地区，清代系满族龙兴之地。在“明修长城清修庙”的战略影响下，这里的寺庙道院在清代发展到巅峰，形成了铁刹山为中心的道院群、以思山岭为中心的寺庙群。经过三百多年的积累，寺庙道院均拥有大量的土地、庙宇、山林等庙产。到了清末民初，安奉线上来了日本守备队以后，日本商人和财阀大量涌入，矿产和土地大量被日本人开发和侵占，本溪地方的利益平衡局面被打破，寺庙的僧众和庙产也被迫进行重组和调整，庙产引发的纷争层出不穷。
出家人最难破解贪、瞋、痴三毒。普济寺沙裕贪得无厌，得陇望蜀，入不敷出，普济寺金碧辉煌，却难保香火永相继。保佑寺慧心瞋怒难抑，轻则责罚，重则捆绑，保佑寺富甲一方，只落得断碑残垣杳无踪。沙兴痴迷修庙，不外乎想扩建寺庙、重塑金身，借道场宏扬佛法普度众生，怎奈众生痴迷，遂不得菩提。
自古到今都言修佛，不过都在路上而已，成佛者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