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毅
凡正二八经的学者，都知道说明文讲究形式逻辑于判断中所要求的准确、严谨。例如，对确定的事物正面的用肯定判断，反面的用否定判断，对不确定的事物用或然判断；对涵盖事物的全部的用全称判断，对涵盖事物的部分的用特称判断。等等。如果不遵循这样的表述规则，就会岀现理解上的问题。
手头有一本五原县政协主编的叫《五原古郡文化史略》的册子，虽非正式出版物，但代表一级人民政府对外宣传发声，故份量不算轻，然而文字有些粗糙，影响了学术水平。
其中有一篇纲领性的文章称《五原历史沿革》，有一段文字写道：
“北魏时，黄河南迁，故道改称乌加河，至此，始有黄河后套之说。”
这段话的时间限制在了“北魏时”，涵盖三个要点：①黄河南迁；②故道改称乌加河；③始有黄河后套之说。对此，笔者提出质疑。
①中的“黄河南迁”，可以理解为黄河的主河道南迁。但此书的第二章《五原大事记》中又说：
“北魏郦道元所撰《水经注》中记载了二千多年前后的黄河情况：流经河套的黄河地段分为`南河'、`北河'。南河是支流，北河是主流，称河水，故道即今乌加河。南北河之间，残留着众多的古河道遗迹和广为分布的湖泊、沼泽地。”
从这段引文中得知，北魏时南迁的黄河为支流而不是主流。那么“南河”何时变为主流？此书的第27页中写道：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黄河主道南移，北河改称乌加河（五角渠）。”
此中的"黄河主道南迁”，应理解为南河由支流变为了主流，那么北河是变为支流呢，还是废弃？没有说。
对这三段引文的推理应为：北魏前，由于地壳的运动（很可能是地震）或洪水泛滥，产生了黄河的一条支流，史书上称之为“南河”。南河可能是一条季节性河流，水大时分流，水枯时无流。此时"北河”仍为主河道。而南、北河之间的冲击平原始有雏形。直到清朝道光年间，南河已取代北河而成主河道，北河也不是支流，可能成为了一条废弃的黄河故道。
这样看来，“黄河南迁”的说法欠缺严谨性。准确地说是"黄河始有南迁之支流”。
②中的“故道改称乌加河”，这个表述也不准确。《五原古郡文化史略》第13页中引郦道元《水经注》中的称谓为“河水”。由此推断，北魏时期黄河故道尚未称乌加河，而且作者于此页中也只是说"故道即今乌加河”。黄河故道何时被称为"乌加河”？作者语焉不详，但在27页说“清道光二十年，黄河主河道南移，北河后改称乌加河”。这句话是说清道光二十年后始称乌加河，而不是“北魏始有此称"。
推理应为：郦道元《水经注》中所称“河水”，显然打着秦王朝的烙印，因秦王朝讲自己为水德之运，颜色尚黑，故将“黄河”改为“黑水”，则"河水"也避开了那个"黄”字。此称谓看来一直沿用到北魏时期。等到黄河出现了支流，又据方位称南河与北河，这样可能沿续到明朝，那时后套已沦为蒙古人草场，蒙古语称北河为乌加河，则顺理成章。
乌加河这一称谓公认和固定下来，应该是在南河变成主河道之后的事情。例如清末民初的王同春所开八条大干渠，起码有三条连接了北河，但那时已无北河的说法，而称乌加河。王同春将干渠中多余的水排入黄河故道，又流入乌梁素海。
到了民国时期，傅作义将军的农垦部队专门拓挖了乌加河，增强其排水能力。
共和国建立之后，为了灌和排的科学配套，李贵率领巴盟人民对乌加河又加拓宽、加长，所排之水不是完全进入乌梁素海，而是循黄河故道从巴彦高勒一直流往乌拉特前旗，归入"南河”。此时的乌加河又改称总排干，与总灌渠（二黄河）形成呼应。
本来，引文中的用语借虚词稍加修饰或限制，便前后呼应，结果未如此而形成前后矛盾。
③中的“始有黄河后套之说”，也笼统模糊。《五原古郡文化史略》第12页中写道：
“五原县居河套灌区中部。河套，是指黄河变迁过程中形成的‘南河’与‘北河’之间的一条狭长地带，东西约200公里，俗称后套。”
这一段引文对"后套”的地域范围做了一个定位：西自巴彦高勒，经临河、五原，东至乌拉特前旗，这一黄河流经的狭长地段。
既然“俗称”后套，那就相对应地有前套。笔者少年时到包头，第一次听到"后套”的称谓，那么模拟包头二里半渡口或跨至托克托县河口镇那一带则应为前套。
而“河套”这个称谓于史书中大量岀现，是在明朝。那它所指地域为何？有学者将西自银川的黄河冲击平原，东至托克托县河口镇，这一黄河流经的地段称为河套。大体划分为东西套，今五原以西为黄河西套，五原以东则为黄河东套。今五原准确的位置就应该是介于西套与东套之间的后套。
建国初有一短暂的时期将今巴彦淖尔称为河套行政区，但很快取消。上面引文中有"五原县居河套灌区中部”的说法。“河套灌区”又是水利部门的用词，能否视为行政区域名称，未可知。
所有这些，都造成了概念上的混淆，导致了思维的混乱。就是说，历史上的“河套”比巴彦淖尔自称的“河套”要大，外地人概念中的"河套”亦非巴彦淖尔人自称的河套。要想给此一地区准确定位，只有后套这个称谓最为相宜。
称谓不能乱改，出了本地，谁都搞不清你在说什么。
笔者曾应约编著《五原古诗薮钞》书稿，底本为五原县社区编的一本题目叫《五原古诗词》的小册子，那里全文引用了五原县政协编写的《五原古郡文化史略》一书中《五原历史沿革》一文。由于这个原因，我方始认真阅读此文。总体说，这一文论具有历史参考价值，可能在五原地区已被奉为圭臬，而被引来引去。但五原县社区编委会那帮人的学术水平不敢恭维，他们将《五原历史沿革》一字不差地全文照搬于自己的《五原古诗词》中，按理说《五原历史沿革》一文与《五原古诗词》并无必然联系，可能是出于崇拜而置于卷首。既然崇拜，就应认真阅读，排除问题，但他们又缺乏这个耐心和能力。
当接力棒传到我这里时，笔者秉持准确严谨态度，不得不提出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得罪人的事，自然由我来做。
他们明知《五原古诗薮钞》永远也出版不了（没有经费），但已有人急着和我分一杯羹。我无羮可分。烦人啊，因此事大病一场，得了脑梗。由此我得出的结论是：人累不死，却能气死。借此发个小牢骚，读者原谅。
再返回原话题。《五原历史沿革》一文毫无疑问是概括五原历史事件的重头文论，正因为如此，来不得半点马虎，应该千锤百炼，一而再、再而三地淘洗错讹或用语有歧义、疏漏之处，使之成为铁笔之作。
本着这样的想法，笔者不揣冒昧，提出几处个人看法述于上面，以供五原方面和广大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