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指当事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通过采取恶意串通，捏造事实、伪造变造证据、虚构法律关系等方式提起民间借贷民事诉讼，意图使人民法院作出错误裁判和执行，侵害第三人、集体或者国家利益的行为。
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高发的形势下，如何有效遏制虚假诉讼，是摆在审判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难题，也是亟需解决的一个课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结合了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审判实践的调研结果，吸收了实践中的有益的经验做法，采纳了合理怀疑加综合判断的规范模式，总结出了可能是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十种行为方式。具体理解如下：
对于民间借贷出借人是否实际出借款项，进而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是否系虚假诉讼，应考察出借人是否具有履约能力。如果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应对其是否出借款项持有合理怀疑。
当然，考虑到民间借贷的特殊性，也可能存在有些出借人从其亲戚朋友那里借款然后再行出借的事实，故在法院持有怀疑时，允许出借人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具备出借能力。
就常理而言，其在民事审判中具有事实认定功能。司法实践中的案件事实并非客观事实的重现，而是法律人在已掌握的证据的基础上，根据法律规定和生活常识等对案件事实的重构。在这个过程中，日常生活经验等常理起到重要作用。
不管是法官、律师还是侦查人员，他们在事实认定的时候，并非按照时间顺序一点点地将案件事实铺开，而是以证据为基础，验证某一事实假设能否站得住脚，前后是否会出现逻辑矛盾，能不能建构起前后一致的证据链。
在上述事实验证过程中，常理就起到极为重要的筛选作用，一个事实假设要想经得起检验，它首先必须遵循常理，符合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经验。
当然，就当事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而言，人民法院基于常理来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究竟如何加以审查并判断，还需要具体审判人员结合具体的案件情况进行综合认定，以形成心证。
对于民间借贷纠纷而言，出借人在起诉时应提供初步的证据来佐证其主张。债权凭证应该是其中比较重要的证据。债权凭证有多种，比如借款协议、收据、借据、汇款单、承诺函等。
如果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往往会给审判人员带来虚假诉讼的表面印象。另外，虚假诉讼的证据一般为书证，虚假诉讼者为达到自己的非法目的，编制的书证形式上完全符合法定条件，被告也都没有异议；
但即使这样，虚构的事实仍然代替不了客观的事实，如果审判人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发现书证有伪造可能的，即便双方当事人对证据并无异议，也应产生该诉讼系虚假诉讼的合理怀疑。
（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
虚假民间借贷诉讼案件程序的启动，多发生在以虚假诉讼一方当事人为被告的另案已经进入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但是财产尚未处置完毕前。
当然，实践中也有部分虚假诉讼案件早于他案进入诉讼程序或执行程序，这种虚假诉讼就更加具有隐蔽性，更不易鉴别。所以，就民间借贷纠纷而言，当事人在一定期间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的，则审判人员可对当事人系虚假诉讼产生合理的怀疑。
就民间借贷诉讼而言，当事人基于对其利益的关注，往往亲自到庭参加诉讼。在虚假诉讼案件中，为了避免露出破绽，当事人到庭率较低，大多委托诉讼代理人单独参加诉讼，给法院查清案件事实设置障碍。
因此，如果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且当事人所委托的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矛盾，则审判人员应对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发生产生疑问。
一般而言，虚假民间借贷诉讼过程具有合谋性和非对抗性。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之间一般不具有实质性对抗。被告要么只让代理人到庭应诉，从而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要么选择还款期限、利息、违约金等非关键细节进行辩解，并不否认原告诉称的基本事实。
在此情况下，审判人员就应警惕当事人的虚假诉讼性质。另外，虚假诉讼的双方当事人一方面力图规避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审查，一方面希望尽快达到其诉讼目的，往往倾向于调解结案，通过诉讼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因此，对于当事人之间诉讼的对抗不符合常理，且当事人乐于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审判人员也应加以警惕。
虚假诉讼往往是为了损害其他权利人的利益，因此对其他人的利益影响至为明显，而其他人也最关心这种诉讼的结果。例如，对于夫妻一方在离婚过程中出于逃避夫妻共有财产分割的考虑，虚构同他人的债务，并通过让债权人起诉的形式来达到其目的，在此情况下，夫妻另一方往往会提出异议。
对于夫妻一方能够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的，审判人员应考虑到此诉讼是否是虚假诉讼的问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中，当事人往往通过串通的形式意图减少一方的责任财产，以达到损害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利益的目的。
就此而言，如果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对此诉讼提出异议，则应引起审判人员的足够重视。因此，只要是案外人的债权人对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提出异议，则审判人员应结合案件的其他事实加以综合判断。
在市场经济中，当事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采取相对公平的交易方式。因此，如果当事人在纠纷中出现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则往往不符合市场交易的规则，因此，该种情况应引起审判人员的注意。
在审理中，审判人员可以采用完全客观的认定方法，无需考虑当事人是否具有低价转让的合理理由。亦即，只要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就应该引起审判人员的足够重视，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本条的规定综合判断是否构成虚假诉讼。
因此，如果人民法院经审查发现当事人在其他案件中存在以地域市场价或者交易指导价70%进行交易的情形的，则可以考虑当事人有虚假诉讼的嫌疑。
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无论是放弃其实体权利，还是放弃其程序权利，均属于其对自己权利的行使方式，法律往往允许。但需要注意的是，自近代社会以来，权利的行使往往负担有限制条件。
就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判断而言，当事人不正当放弃其权利，可能对他人的权利造成损害，审判人员有怀疑其系虚假诉讼的正当理由。而对于不正当的判定，应以可能对他人的权利造成损害作为其实质的判断要素，不应将当事人是否认识到这种放弃会对他人的权利造成损害作为考虑的要件。
这是一个兜底条款，对于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需要通过审判实践进一步总结和补充完善。
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发现有上述虚假诉讼可能情形的，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
事实上，由于虚假诉讼是由当事人虚构的，或者是由当事人所伪造的证据提起的，所以其在表象上往往存在上述情形的多种。由于诉讼是虚假的，虚假诉讼所围绕的证据不可能是客观事实，故不能形成证据链，因此也达不到证据链条上的法律真实，经常在借贷发生原因、时间、地点、款项
当民间借贷纠纷涉及夫妻共同财产时，如何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是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焦点问题。2018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夫妻债务司法解释》），摒弃了“共债推定”原则，采用“共签共债”为主、“特别共债”为辅的裁判思路，该司法解释被《民法典》第1064条全部吸纳。
对此，重庆大学法学院李震博士研究生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的司法认定》一文中，从债权人信赖利益角度，对民间借贷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及司法实践中如何确认夫妻“特别共债”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在理论上解答《民法典》正式实施后，如何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及统一民间借贷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的司法裁判规则和尺度等重大问题。
（一）《夫妻债务司法解释》出台前后的司法实践对比
在《夫妻债务司法解释》出台前，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证明责任分配一般遵循债权保护优先的原则。债权人仅须证明其与举债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且该债务发生在举债人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相反，举债人配偶主张该借贷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的，则须举证证明该借贷并非用于夫妻或家庭共同生活或生产经营（并非限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
2018年《夫妻债务司法解释》出台后，此类案件的裁判思路调整为：举债人的举债，推定为个人债务；债权人主张举债人的举债系夫妻共同债务的，须尽到足够的证明责任。在“特别共债”的认定上，对债权人课以了更为严格的举证证明责任。然实务中，不少裁判者仍遵循“夫妻财产共有”则“夫妻债务共负”的理念，对“特别共债”的认定又回到原来的推定思路上。
（二）民间借贷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困境
第一，民间借贷纠纷中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实体权利平衡方面存在困境。
民间借贷一旦涉及夫妻共同债务，便会涉及配偶一方的人格权和财产权问题。部分学者试图通过比例原则来调和债权人和举债人配偶之间的利益平衡，但这种做法将债权进行优先保护，未能充分考虑人格权具有优先于财产权进行保护的法律价值，忽略了民法应以人格权的保护为首要和根本任务的共识，且仅因配偶关系而苛责于举债人配偶，会对其自由构成妨碍，亦会对婚姻家庭的稳定及社会秩序构成极大威胁。
第二，民间借贷纠纷中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诉讼权利平衡方面亦存在困境。
一方面，基础性债权债务关系认定具有特殊性：书面证据欠缺，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的可信度低，裁判者通常只能运用经验法则认定事实，风险较大。另一方面，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日益复杂：夫妻之间可能为了双方的利益而虚构事实，或构建诉讼陷阱或障碍，妨碍债权人举证；举债人也可能为了躲避或减少己方承担债务的份额，独自或与他人一起虚构借贷事实。
（一）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中引入信赖原则的缘由
引入信赖原则，或能解释《民法典》1064条中“特别共债”在理论上的自洽性。信赖原则表明，只有当事人付出了信赖，且是合理和正当的，法律才予以保护。在认定“特别共债”时适用信赖原则，考量债权人与举债人建立或履行民间借贷关系的过程中，债权人主观上的信赖对象和客观上的信赖利益负担人，来确定其对举债人配偶是否享有正当、合法的信赖利益，进而确定“特别共债”是否存在，以此将权利、义务与风险进行统一自洽或使其更符合法律正义的原则。
（二）信赖原则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中的适用
在民间借贷纠纷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中，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确认债权人对举债人配偶是否享有信赖利益：
第一，基于法律制度的信赖利益。
在私法领域中，考虑到法律及其制度变动的溯及力问题，公民能否基于对法律、制度的信赖而享有正当信赖利益，仍然存疑。故在《夫妻债务司法解释》出台前，当事人基于对之前法律、司法解释等的信赖而作出的民间借贷行为，从正当法和正当程序角度，债权人对举债人的配偶是否享有信赖利益，并不能一概而论。
第二，基于日常家事代理的信赖利益。
《民法典》第1064条以日常家事代理苛责举债人配偶在一定范围内承担给付义务，虽具有法定性，但在具体适用时还需充分考虑债权人是否对举债人配偶享有信赖利益，以便确定具体案件中的日常家事代理范围，从而确定债权人对举债人配偶享有债权的正当性。
第三，基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信赖利益。
首先，需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与“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两个概念进行符合法律自洽性和一致性的解释。其次，如果债权人主张举债人的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则需证明其在出借时或举债人及其配偶在履约中，对举债人配偶享有合理、正当的信赖利益，或在债权人延缓举债人偿付债务时对举债人配偶享有信赖利益。
（一）民间借贷夫妻共同债务中信赖利益的认定
对民间借贷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中信赖利益的认定，应当适用民事诉讼中关于事实认定的一般性规则和标准，通过审查是否存在特定的要件事实，来确认举债人是否对夫妻共同债务存在信赖利益。
即债权人需要证明其尽到了足够的善意、审慎义务，且其对举债人配偶享有的信赖利益合法、正当，该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
信赖利益的认定，还需要考虑时间节点问题。在义务履行过程中，债权人有无可能因举债人配偶的行为而产生信赖利益是一个问题。
基于举债人配偶与举债人的特殊身份关系，结合其事后的行为本身，如果这些事实足以使债权人相信：举债人夫妻均知悉举债事实，且举债人的举债是基于其夫妻的共同意思表示或举债人配偶有追认的明示，则债权人的信赖利益已在债务履行过程中产生，可对夫妻共同债务予以认定。当然，此时也需考虑债权人是否为善意。
此外，仍需探讨当事人对相关法律及其司法解释变迁前后的法律制度和生效司法裁判是否存在信赖利益。该问题在《夫妻债务司法解释》实施后非常突出。
考察最高人民法院在《夫妻债务司法解释》出台后的公开案例，裁判过程基本坚持如下原则：（1）已经生效的判决，维持其既判力。（2）未生效的案件，则适用《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的规定。
（二）基于信赖原则的民间借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和标准
依照《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一般需遵循如下逻辑：首先，确定举债是否是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包括第1款前半句规定的共同签字或事后追认以及第2款的“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若否，则考察以个人名义的举债是否属于“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其次，如果既不能认定存在共同意思表示，也不能认定系“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则需就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进行认定。本质上讲，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依然是人民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举证证明责任完成情况，并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通过自由心证作出的判断。
实践中，针对夫妻“特别共债”认定问题的争议颇多。
第一，“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产生的“特别共债”。
《民法典》第1064条就其所作规定，与第1060条规定的夫妻之间日常家事代理制度互为补充。所谓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借贷，实质上就是一种家庭消费贷款。认定“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并不能当然确定由债权人负担对举债人“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借款的举证证明义务。
债权人不仅须证明借款金额符合当地家庭日常生活消费水平，还须证明其出借款项时对举债人配偶享有合理、正当的信赖利益，这与日常家事代理制保护交易对方合理信赖利益的作用是一致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的认定，应采一般的客观标准和个别审查共同适用的原则，其机理在于债权人是否对举债人的家庭情况有所了解并形成了信赖利益。
第二，“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夫妻“特别共债”。
此种债务是超出日常家事代理范围的举债行为，因此，对于该类型和“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特别共债”，债权人须尽到更高的证明责任。总体而言，只有债权人能证明其确有足够的理由信赖举债人的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且举债人配偶并不反对的，才对举债人配偶享有合法、正当的信赖利益，才能将该部分借款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第三，“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夫妻“特别共债”。
法律虽明确规定“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个人举债系夫妻共同债务，但对“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范围不宜作出扩大解释。若债权人认为其对举债人配偶基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而享有合法、正当信赖利益，则须证明其事先知悉举债人及其配偶符合共同生产经营的情形，或证明举债人配偶同意或认可举债人的借款。此时，方能将举债人以个人名义的借款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民间借贷中的夫妻共同债务最终还需要回到真正的“共签共债”或共同意思表示轨道上来，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在强调人格独立的现代社会，不宜以固有的夫妻财产共有制度和传统社会中的日常家事代理理论来规范现代社会的夫或妻对外举债行为。
《民法典》实施后，对夫妻共同债务制度中的相关概念的界定，应置于整个民法典体系之中考量举债人配偶的义务、人格权的地位和价值、举债人配偶人格权益和财产权益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对婚姻家庭关系稳定性乃至对整个社会稳定性的影响。